昔年丨冯印谱：在"大锅饭"夹缝中维持生计
作者简介
本文作者
冯印谱，山西万荣人，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，高级记者。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、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。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山西大学商务学院、中北大学客座教授。著述颇丰，包括新闻论著、杂文集、纪实文学、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等。
原题
疯狂年代的荒唐事
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。”
有资料显示，这句话是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的。“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，包括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，管理生产，管理生活，管理政权。”领袖一言，金口玉律，于是乎，全国掀起了大办“人民公社的高潮”。
毛泽东曾对发明“跃进”一词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自从‘跃进’这个口号提出以后，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，‘冒进’可反（冒进即右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），当然可以振振有词。跃进呢？那就不同，不好反了。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。此文发表时，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，是国内同志主持的，其功不在禹下。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，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（即：‘跃进’）的那一位（或者几位）科学家。”
事后，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把“跃进”的博士头衔颁发给了那一位或那几位科学家。按照他讲话的逻辑，“人民公社”一词的发明者，其功也不在“禹下”，更应该赠与博士头衔了。那么，这一“博士头衔”该赠与谁呢？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在共和国土地上竭力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，非毛泽东莫属。
笔者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，打记事起就生活在“人民公社的天堂”。初中、高中毕业回乡，当过几年修理地球的农民，还当过两年生产队记工员，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公社社员，对“大锅饭”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。
“放卫星”的“大跃进”暂不说它了，“三年困难时期”暂不说它了，“反右倾”暂不说它了，“四清运动”暂不说它了。到了20世纪70年代，人民公社“三级所有”的最基层单位是生产队。集体拥有的财产是土地、林木、牲畜、仓库、饲养室、大车、农机具等等。几十户社员家，除了宅基地、几间房屋、衣服和日常用品，生产资料仅有铁锹、锄头等几件农具。有几分自留地，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，社员只有经营权。而且，上面限制自留地必须种植粮食菜蔬，栽种其他经济作物则是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要受到批判。
大跃进时的宣传
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农村社员被死死捆绑在土地上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高潮时，夜晚还让社员加班加点干活。如此辛劳的结果呢？生产队每年分给每人的口粮不足200斤，磨成面粉后根本不够吃；劳动分值又极低，干一天活挣几毛钱或几分钱，年终分红根本分不到几个钱。我家3口人，父亲、母亲和我三个劳动力，没有吃闲饭的。记得是1976年，辛辛苦苦干活一年，年终分红53元多，但还不能兑现，因为集体没有现钱支付，分红款只好记在生产队的账簿上，实际上是一个画饼。
当时这种现状极为普遍，老实、厚道、淳朴的公社社员，只能默默地承受了。倘若是机关干部、城市工人、学校教师，一个月或几个月不给发工资，他们会怎么样呢？
像我家这种情况应该是很不错了，生产队不会扣发口粮，还欠我的分红款。生产队另一些人家，人口多，劳力少，辛苦一年，不仅分不到一分钱，还会欠集体的钱，名曰“欠款户”。生产队惩罚这些“欠款户”，就是扣住他们的口粮不分，或少分。但人总是要吃饭的，最后还得全部分给了。
多数“欠款户”，都是家庭成分好的贫下中农，大队、生产队干部又能把他们咋样？年复一年，拖欠款累计多了，集体也就给免掉了。这样一来，更养成了个别“欠款户”不以为耻，反而愈发依赖集体，到了年终，上级拨下一点救济粮和救济款，还需要优先照顾他们。“反正共产党不会饿死人”，成了“欠款户”的口头禅。
生产队算账
《人民日报》原总编辑范敬宜曾写过一篇消息：《夜无电话声 早无堵门人 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了安稳觉》，其中就提到辽宁农村的这种情况，可见从山西到辽宁，“欠款户”现象在全国十分普遍。
农村经济发展到这种地步，既跟“大锅饭”生产模式有关，也跟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政策息息相关。生产队每年生产的小麦，除留足社员的口粮、种子、饲料、储备粮等以外，必须全部交售给国家，国家按照统一制定的价格予以收购。
请注意，这个收购粮食的价格是极低的，完全不符合价值规律，跟农民生产粮食付出的巨大成本存在极大悬殊。即便是超额交售的粮食（报纸上常常宣传的喜售爱国粮），收购价格略微比计划售粮高出一点，数量也十分有限。生产队生产的棉花、油料，同样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。相反，国家售予生产队的化肥、农机具等，则把价格定得很高，生产队只能照单购买。
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的“剪刀差”，或者说，国家的工业、国防、科技、教育建设经费，很大一部分取之于全国农民勤劳的汗水，是农民兄弟的无私奉献。所以，那时的新闻宣传大肆报道“两弹一星”、南京长江大桥等建设成就，大肆报道城市商品充足，物价稳定，大肆报道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，殊不知，国内的几亿农民承受的却是“少吃没喝”（林彪叛逃覆灭后批判文件说是他说的）的深重苦难！
那年月，对广大农民来说，集体分的粮食不够吃，就需要上黑市买粮；集体分的食油不够吃，就需要上黑市买油；家庭生活的油盐酱醋茶，需要钱；孩子上学的学费和笔墨纸砚，需要钱；在供销社买点布料和针头线脑，需要钱；更别提修建房屋、婚丧嫁娶这些需要花大钱提起来便头疼的大事了。
那么，社员们的钱从哪儿来呢？
就我家的情况看，我特别佩服父母亲有经济头脑，善于经营谋算，以及勤劳苦干、坚韧不拔的精神。他们挣钱的诀窍，就是在集体经济的夹缝中，挖空心思，搞一点家庭副业，但又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手工镟柿子
我们家从事的第一项副业是制作柿饼。在万荣县的田野里，沟沟岔岔，悬崖峭壁，长满了一株株大大小小的柿子树，有的树龄达到几十年。夏天，柿子树绿叶成荫，是社员干活歇凉的好去处；秋天，红红的柿子像灯笼一样坠满枝头，煞是喜人，爬到树上摘取一个软柿子品尝，直甜到了心底。柿子树绝大多数归集体所有，少数社员家有一两棵自留树，自己管理。柿子成熟后，生产队对树上的柿子产量进行一番评估，然后按人头分配，由社员自己收摘，加工制作柿饼。
我家没有自留柿子树，我所在的生产队柿子树也比较少。父亲就奔赴本村或外村，寻觅那些柿子多、但缺乏加工能力的社员，购买多余的柿子，拉回家中加工柿饼。
晾晒柿饼
制作柿饼是一件极其复杂的活计。父亲和我拉着小平车，跑几十里山路，上树采摘柿子，运送回家。白天要参加劳动，只能利用夜晚，用手摇镟柿机，镟掉一个个柿子的皮儿，常常熬到深更半夜。天放晴时，再把一个个镟好的柿子摊晒在簿子上，任阳光暴晒。如遇下雨天，还要急忙拿塑料布苫盖。柿子晾晒到一定程度，便收拢起来盛放在大瓷缸捂起来。捂上几天后，再取出来晾晒，如此反反复复，一个柿饼不知需要经过多少道工序。直到深冬，柿饼自身长出一层厚厚的甜甜的白霜，柿饼制作才算成功了。
1972年中国和日本建交后，家乡人们盛传，日本国内一位重要大臣，侵华战争时来过我们万荣县，品尝过当地的柿饼，感觉万荣柿饼又软又甜，质量上乘，留下了深刻记忆。如今他特意点名进口中国山西万荣的柿饼。这个传说不知真假，但当时万荣出产的柿饼大量出口日本，以至于邻近县的柿饼也打起了万荣县的旗号。
我们村供销社大量收购柿饼，出口日本的柿饼要求特别严格，不仅大小、霜白有规格，柿饼里面不能有核，而且还要求将一个个柿饼捏成扁圆形状才行。出口柿饼的价格比内销柿饼每斤贵1毛钱，为了多挣钱，社员们争相加工出口柿饼。
加工好的柿饼
由于父母亲精心加工，我家的柿饼大多都能卖到出口价。加工柿饼，父亲的算盘是这样拨拉的：花1元钱能够购买25斤硬柿子，25斤硬柿子能够加工5斤柿饼，每斤柿饼出口价是3毛钱，5斤柿饼就能卖1元5角钱。也就是说，每投资1元钱，收回成本后，就能净赚5角钱。当然，其中付出的人力劳动成本是不计算在内的。可别小瞧这5角钱，如果加工数量多的话，就是一笔不小的家庭副业收入。
更重要的是，柿饼出口能为国家换回宝贵的外汇。加工柿饼，利国利民，光明正大，不属于“投机倒把”，不属于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不必担心遭受批判。所以，每年父母亲加工柿饼一项能净赚数十上百元。
出土的红薯
我们家从事的第二项副业是加工红薯粉面。那时大搞农业学大寨，结果是越学越穷。集体给社员分的口粮越来越少，只好大量栽种红薯，红薯产量比较高，每5斤红薯折合1斤粮食。秋季收获后，每家每户社员分到成百上千斤红薯。一日三餐，锅里蒸的是红薯，拌菜是红薯，稀饭里熬的是红薯，红薯吃得人胃发酸。冬天红薯需要放在地窖贮藏，如果储藏不好的话就会烂掉。
趁着红薯新鲜，加工成粉面，价值会大增。当时1元钱能买到25斤红薯，可加工4斤粉面，每斤红薯粉面能卖5角钱，不算劳动成本，1元投资能净赚1元钱。父亲不仅加工自家分的红薯，而且购买不少别人的红薯来加工。
有一次，我跟父亲拉着小平车上30里外的村庄买红薯，因小平车载重，道路坑洼，致使车轴损坏，光修车就花了十多元钱，心疼极了。买回的红薯需要清洗，需要粉碎成浆，需要多次用水挤压过滤，最后才能制作成粉面。每年，我家加工粉面也能收入大几十元。
加工好的红薯粉面
说到红薯，立刻想起一件令我深感痛心的事。一天，生产队分下许多红薯，需要及时放进地窖里。夜晚，我本应在家帮助父母亲放置红薯，恰好当晚村里上演电影，影片的名字叫《小马倌》，我看过连环画，反映东北抗日联军打鬼子的故事。父母亲宠我，知道我喜欢看打仗电影，就让我去戏台下观看，他们两人在家放置红薯。电影放到半截，突然喇叭里呼叫大队卫生所的医生，快速回卫生所，有紧急病人。
我听了广播，没当回事，只顾津津乐道地看完电影，兴冲冲地回了家。进门一看，父亲躺在炕上，头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。原来，放红薯时，母亲在地窖上面，把红薯盛在大铁桶里，一次次往地窖下面吊；父亲在地窖下面卸载红薯。中途，母亲往上面吊空铁桶时，父亲没有将钩子挂结实，铁桶被吊到半空，脱钩掉了下去，砸在父亲的脑袋上，顿时鲜血直流。父亲挣扎着爬上地窖，跟母亲去了村卫生院包扎伤口。电影喇叭里就是为此事呼叫医生。瞧着父亲痛苦的表情，瞧着母亲焦虑的神情，我痛悔不已，流下了眼泪。
作者的母亲和父亲
上述家庭副业，都是在当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做的，都是在不影响参加集体劳动的情况下做的，都是在绞尽脑汁寻找门路筹措资金的情况下做的，都是在没日没夜加班加点付出艰辛体力劳动的情况下做的。有了这点副业收入，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就比别人稍微宽裕点，不仅供我读完初中和高中，家里还添置了一辆崭新的“飞鸽牌”自行车。
相反，村里有不少家庭，由于孩子多，拖累大，家长不会谋算，不会搞家庭副业，加之自身懒惰等原因，完全依赖于集体，依赖“大锅饭”，结果缺粮吃，没钱花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
实践证明，“人民公社”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幸福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更致使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”。不是人民不勤劳，而是治国方略出了大问题。改革开放后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一包就灵，形势立马变好，农民立刻丰衣足食。至今，父母亲在院子里挥汗如雨挑灯夜战加工柿饼和粉面的情景，仍然深深叠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，激励着我不要懒惰，不要虚度光阴。
2016年11月21日草于凌空书屋
2016年11月24日修改
2018年6月1日再改
冯印谱阅览室
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
大跃进专题
记录直白的历史
讲述真实的故事
长摁二维码
加盟新三届
我们不想与你失联
备份永远的新三届
余轩编辑、工圣审读